牛弘文献学考 https://www.chnlib.com https://www.chnlib.com/LunWen/2017-02-02/94614.html 马慧萍(开封市图书馆,河南开封475001)[摘要]在结合牛弘生平简介的基础上,具体论述其文献学思想以及《请开献书之路表》蕴含的目录学思想,指出其首倡献书,丰富典籍,编定书目,尤其清楚地看到古代目录学发展的规律,这对文献典籍的保存和传承均存在着积极意义,在今天也有可兹借鉴的价值。[关键词]牛弘文献学目录学[分类号]G256隋朝(581~618)是中国历史上经历了魏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之后的大一统王朝。在整个历史长河中,仅37年的隋朝堪称“白驹过隙,转瞬即逝”,但是在古代文化事业领域却远远超出了时光蕴含的

牛弘文献学考


  • 时间:2017-02-05 20:05: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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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作者: 马慧萍

马慧萍

(开封市图书馆,河南开封475001)

[摘要]在结合牛弘生平简介的基础上,具体论述其文献学思想以及《请开献书之路表》蕴含的目录学思想,指出其首倡献书,丰富典籍,编定书目,尤其清楚地看到古代目录学发展的规律,这对文献典籍的保存和传承均存在着积极意义,在今天也有可兹借鉴的价值。

[关键词]牛弘文献学目录学

[分类号]G256

隋朝(581~618)是中国历史上经历了魏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之后的大一统王朝。在整个历史长河中,仅37年的隋朝堪称“白驹过隙,转瞬即逝”,但是在古代文化事业领域却远远超出了时光蕴含的价值。隋朝国家藏书数量成为我国历史上的最高记录:国家目录平均每7年半产生一部,前所未有,后世所不及。隋朝文献整理如此辉煌的原因在于帝王群臣对于文化典籍的重视[1]。帝王以隋文帝、隋炀帝为代表,他们的重视是隋朝文献学事业发展的原动力。特别是隋文帝时期,不能忽视其臣子牛弘的作用,正如明朝胡应麟对于牛弘的评价:“隋之书籍,所以绝古今者,奇章也。”

1牛弘其人

牛弘(544~610)[2],字里仁,隋代安定郡鹑觚县(今甘肃灵台县)人。祖父名炽,曾任郡中正。父名允,后魏出任侍中、工部尚书,封临泾公。本姓寮,赐姓牛。牛弘幼时,聪颖好学。北周出仕作官,初任外府记室内史,继改为纳言上士。专掌文翰,甚有美称。加封威烈将军、员外散骑侍郎,掌管记载帝王言行录。后袭父爵封临泾公。宣政元年(578年),升内史下大夫,晋位使持节大将军。隋文帝开皇初年,牛弘升迁为散骑常侍、秘书监。开皇三年(583年),牛弘官拜礼部尚书。奉命撰修“五礼”,勒成吉礼、凶礼、军礼、宾礼、嘉礼凡百卷,刊行于世。牛弘对历代皇宫建筑考究详备,上书请依古制,修立明堂。九年(589年),文帝命牛弘改定雅乐,整理乐府歌词。他引经据典,订正六律,阐发了许多“与古有违”、“皆须改之”的见解,甚得朝廷重视。遂诏命牛弘与姚察、许善心、何妥、虞世基等,正订新乐音律,推行天下。十年(590年),牛弘受命与诸儒修订典章、刑律。他借鉴前朝成败得失,修编刑、典、律令12卷。全面系统,朝野称赞,世称“开皇律”。牛弘被封为大将军,又拜吏部尚书。牛弘主事吏部,选用官员坚持“先德行而后文才”的标准,务求审慎。所有选用,多称其职。吏部侍郎高孝基,处事稳健,才思敏捷,清慎绝伦。因豪爽有余,举止不俗,引起同僚疑忌。牛弘深知其忠厚可信而委以重任,果然功绩可嘉,众望咸服。大业二年(606年),牛弘晋升为上大将军。三年改为右光禄大夫。伴炀帝驾幸恒山、太行。炀帝引牛弘入内帐,赐与皇后同席饮宴,礼遇隆重,史无前例。大业六年(610年),牛弘从炀帝巡幸江都,十一月卒于广陵,终年66岁。炀帝痛惜,赐赠甚厚,追封开府仪同三司、光禄大夫文安侯,谥号“宪宏”。灵柩发往安定郡故里安葬。牛弘掌管秘书监其间,以典籍散遗,上表请开献书之路。牛弘学识渊博,著述丰富,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有《隋开皇令》30卷、《开皇四年四部目录》4卷、《周史》18卷(未成)、《隋朝仪礼》100卷、《隋大业律》18卷、《牛弘集》12卷等,但多已佚。清人严可均校辑的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一书,保存了唐之前的文献史料,本书除收录了牛弘的《请开献书之路表》外,还收其《奏请修缉雅乐》、《依古修立明堂议》、《又论六十律不可行》等文章9篇,从中可以窥见牛弘那种清峻与通脱的文章风格[3]。史臣评论:“牛弘笃好坟籍,学优而仕,有淡雅之风,怀旷远之度,采百王之损益,成一代之典章,议之叔孙,不能尚也。”

2文献整理

据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记载:“及隋氏平陈,南北一统,秘书监牛弘奏请搜访遗逸,著定书目,凡三万余卷。”即牛弘撰《开皇四年书目》4卷。牛弘于开皇初任散骑常侍、秘书监,他鉴于北方战乱后典籍散佚,于是上书隋文帝开献书之路,其奏书今保存于《隋书·牛弘传》中,从中可知,牛弘对于当时朝廷典籍数量有着较详细的掌握,“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……比梁之旧目,止有其半”,其中“一万五千余卷”是献书之前的数字,不过,“梁之旧目”今难知悉。正因为秘省图籍少到这种程度,所以才要求百姓献书。在《请开献书之路表》奏书中,提出广泛搜集图书的建议,得到皇上的支持和采纳,取得良好效果。牛弘在隋朝初定北方、典籍残缺的情况下,首倡献书,丰富典籍,编定书目,对于文化典籍的保存和阐扬,对于文化统一和走向盛唐,都有着积极意义。该篇上书全文1440余字,其内容是向皇帝陈述建政中图书的作用、图书聚散的历史和广搜遗书的重要意义与具体措施。这个上书表主要内容包括[4]:①图书价值。图书价值在于“经邦立改,在于典谟”,“为国之本,莫此优先”。牛弘认为国家治乱兴世,均系之于图书典籍,重之则成,轻之则败,用之则兴,弃之则衰。②图书收藏。牛弘提出“不可王府所无,私家乃有”的思想。自古以来,图书典籍,备受重视,帝王宫府以及臣民百姓热心于收藏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,不同学说著书立传,相应地私人藏书因运而生,东汉与西汉之后私人藏书的数量与质量胜过官府,如梁代任昉聚书“率多异本”,为“官所无者”。为此,牛弘提出了“不可王府所无,私家乃有”的藏书观点。③图书征集。牛弘提出“勒之以天威,引之以微利”。所谓“天威”,即君主的行政命令,牛弘认为,征搜图书光靠“天威”是不行的,“士民段杂,求访难知”,应于“天威”之外,“引之以微利”,“微利”,即“献书一卷,赏绢一匹”。“天威”与“微利”结合的征书措施,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因措施得当,隋朝国家藏书日益宏富。其肇始于牛弘,后经许善心、柳顾言、王劭、虞世基等继往开来,隋代官府藏书不断丰富和完善。“初,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。”[5]仅西京长安嘉则殿藏书37万卷,隋朝国家藏书之盛可见一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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